3岁红灯区街头要饭，14岁在夜总会跳舞被大导演张彻发掘，此后在张彻、李翰祥、刘家良的提携下成为一代打女，却在转型期遭遇无戏可拍的困境，甚至因此而吞安眠药自杀，终又凭着一股傲气重回巅峰。惠英红的人生，比戏剧更精彩。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，每个人都属于两个时代。而惠英红则属于草莽并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、逝去武侠的八九十年代和自由达观的二十一世纪当代。近期，56岁的惠英红带来了新作《幸运是我》，并在与新浪娱乐的对话中，揭开了其传奇人生的三块拼图。 六十年代香港湾仔红灯区乞讨 “虽是流放的公主，但总归还是公主啊” 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惠英红的父亲携家带眷偷渡到香港，1963年，惠父被人骗光家财，惠氏一家陷入困顿之中。当时香港有两所京剧学校，许多穷苦的家庭，通常会把孩子送到那里，孩子学会了之后去表演，家里不会有钱拿，但可以保孩子不被饿死。 当时，成龙被送去的是京剧名生于占元的戏剧学校，后来还有了著名的“七小福”，而惠英红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则被送去了另一个戏剧学校，年幼的惠英红则留在了家里。 电影《岁月神偷》中有一段鞋匠家庭遭遇台风天、房屋被吹倒的情节，它取材于香港第一个八号风球的真实状况，当时全港三分之一的木屋都被吹倒了，惠英红家就是其中一个，“每次下雨都叮叮当当的，但那一天突然就看到天空了，所有东西都给吹走了，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从山区一路往下走，在湾仔的一处楼底躲了起来。”后来，惠氏一家在那里躲了一个多月，靠着到餐厅后面要吃剩的东西充饥。 后来，一位路经此处的阿姨看到了这一家人的窘境，她告诉惠英红的妈妈，湾仔的红灯区有很多水兵，可以要到一块半毛。于是，惠妈妈带着惠英红和妹妹跟去了湾仔。 六十年代初，香港湾仔是红灯区，酒吧林立，每年大概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，许多参与越战的军人会到此休憩。惠英红和妹妹就抱着一个木盒子，装上各式货物，有口香糖，也有中国特有的筷子，还有印着裸体美女的扑克牌，“通常他们也就来个十多天，换了港币，走的时候没用了，就会帮我们买，一块两块这样下来，一天可能有几十块甚至上百块。” 几乎每次乞讨完后，戏剧学校的老师都会到家里来找惠英红的父母要钱，“我爸是一个文人，我妈因为疼孩子就不敢反抗，每次都给，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就说要用毒药泡茶给他喝，他听到了就走了，还跟我妈说你这个女儿快死了，那么毒。”不过，在童年惠英红的心中，善良的际遇对她的影响还是更大:“那个阿姨的老公瘫在床上，带着三个孩子去湾仔谋生，还愿意教我们怎么卖货，第一批货也是让我们先赚到再还给她的，后来她还帮我们写信给政府申请公屋。所以我一向都觉得，最倒霉的时候总会碰到很好的人。”如今，这位阿姨还住在惠英红家附近，两家平时还会串门。 “湾仔有很多可怜的母亲，有的带着两个孩子，肤色都不一样，因为她是那种老妓女，老公帮她拉皮条。说实在的，最脏的地方长出来的人，那个爱是最浓的，当时有很多吧女，其实都是家里很穷，又有很多孩子，通常大的那个就牺牲自己去当吧女，赚得快，全家可以有饭吃。而且这些吧女有时候会被水兵带出街，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卖口香糖，就拿起水兵的钱包买一两块，其实就是帮忙，反正钱也不是她的。” 如今，惠英红想起小时候的经历，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:“我出身虽然很惨，但是在湾仔有很多人疼我，有钱人可能都没我吃得好。我小时候真的漂亮，嘴巴又甜，我跟水兵说要吃什么，马上就有人买给我吃。水兵还没到的时候，就跟大家吃大排档，叉烧、烧鸡饭啊，鸡汤随便喝，一般人是吃不起的，但我每天都是这样吃。” 后来，惠英红去学跳舞，别人要用一年的时间，她九个月就去了美国、丹麦表演，很快当上领舞。跳了两年多，她就被大导演张彻看中去拍戏了。到了剧组，十几岁的她又被大家宠着，“所以虽然我出身于底层的底层，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去到中上层的。有一次算命的说我是公主命，可是是流放的公主，不过总归是公主啊”。 张彻、李翰祥、刘家良 惠英红畅谈与三大名导往事 惠英红的戏剧人生，以2005年复出为界，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时代，前一个是在张彻、李翰祥、刘家良的支撑下的打女时期，后者则是转型之后以文戏为主的阶段。 惠英红形容张彻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。十四岁时，惠英红在夜总会跳舞，张彻在正好在那里吃饭，一下子看中了她，当时就叫午马去问她要不要去试镜。“所以他是带我进电影圈的恩人，虽然他的戏一向是以男生为主的，可是他很疼我，所有的戏都会加一个女角色。” 张彻一生，只有惠英红这一个干女儿。 在惠英红看来，虽然张彻并非练家子，但却是三位导演之中最硬汉的。邵氏片场驾着四层楼高的灯桥，上面都是木架子搭起来的，中空的部分穿着灯，人在上面走。有一天，几十公斤的灯一下子就掉了下来，擦过张彻的凳子碎在地面，其他人当场就傻了，坐在旁边的惠英红甚至吓得随着凳子翻倒在地了，张彻却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，安然地运筹帷幄。 还有一次是大家坐开工车去出外景，门是推拉的那种，张彻腰不好，附身下来的时候，抓着门边，谁知道场务一下子就关了门，张彻的四个手指当场夹住，但他只是淡定地说:“给我开门。”等到手指出来后，大家才发现，四只手指都被夹伤，血一直在流，赶紧给他包扎，而张彻却平静地说:“开工了。”当时的惠英红是邵氏签约演员，月薪500元，所有导演都可以用，在邵氏如日中天的李翰祥在拍摄《金玉良缘红楼梦》时，选用了惠英红扮演麝月，只用两场戏，李翰祥就记住了这个女孩，在此后的《乾隆下扬州》中，惠英红的戏份开始吃重。 不过，真正给惠英红的演艺事业带来转机的是刘家良，他也曾是张彻的动作导演。惠英红参演的第一部刘家良导演的作品是《烂头何》，扮演一个妓女，与其他妓女坐在一堆的那种。当天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跟烂头何对打，打了一个镜头之后可能很辛苦，女主角不吭声，卸了妆就落跑了，导演很生气，当场换人，这才找到惠英红。待惠英红造完型一进来，刘家良一看，觉得很漂亮，套了几招，发现她打得也不错，久而久之，惠英红就成为了刘家良的御用演员。两年之后，刘家良把《长辈》的剧本拿到邵氏掌权的方逸华面前，并推荐惠英红担任女主角，那时候300多万已经算是不小的投资，单惠英红还算新人，方逸华表示不想冒险，但刘家良坚持，还表示如果电影亏了，亏多少，他就赔多少，这才为惠英红争取到机会。最终，这部影片不仅票房大卖，还在为惠英红捧回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后桂冠。 由于刘家良力捧惠英红，坊间一直流传两人的绯闻。时隔多年，惠英红再次回应这件往日旧闻时说，摆手表示不可能:“他老婆每天都在旁边的，拜托！”1996年，李翰祥在北京拍摄《火烧阿房宫》时突发心脏病去世，2002年，张彻因肺炎在香港病逝。 当年，蔡澜在一篇描写张彻葬礼的文章里透露:“张彻腰弯，去世之后萎缩得更加厉害，变成了V字形，最后化妆，也得坐着化。”惠英红说，张彻的腰一直不好，很少走动，“有时候叫别人把凳子放在哪里的时候，已经是特别疼了，他的眼睛有青光眼不能接触太多光，因此总是戴着墨镜”。 2013年，刘家良因病在香港去世，据闻生前备受病痛折磨。但惠英红却没有去医院看过他，因为刘家良默默去了上海养病，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后来，刘家良再犯病的时候，刘太翁静晶封锁了所有消息，也不给看病，“我们知道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了”。 2015年，另一位武打明星刘家辉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，传出了妻子与子女联手争夺家产的新闻，让人慨叹晚景凄凉，惠英红说，刘家辉也是不让任何人看他，连儿子都不给，“我懂，铁汉是不愿意给人看到这种的，练武的人很不喜欢给人家看到自己脆弱的时候”。 人生低潮曾吞药自杀 “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也丢不下这个脸” 李翰祥、张彻的相继离世，也标志着传统武侠片的没落。其实惠英红早已察觉到，可是经纪公司并不想让她转型。她试过好几次去拍武侠片以外的类型片，都被拉回来，《师弟出马》找过她，《花间神女》找过她，她还帮他们做编剧搜集资料，拍一天又被拉回去。 “武打在演艺圈一直是被歧视的，不论你赚多少，你的片酬、地位总是比其他文艺的低，怎样爬都没有用，我知道我要转，可是转不了。” 后来，惠英红的境遇每况愈下，有一些剧本找到惠英红，但戏份只有三天，还是演妈妈，那时她才二十多岁。这样推了一次之后，就没有了第二次。突然某一天，惠英红发现，一个电影都没有了，自己已经被淘汰了，“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从来都是人家找我，我不会主动去敲门，那时候的我也丢不下这个脸”。 之后的好几年，惠英红越来越难受，每天都觉得电话不响，家里人和朋友也都不理自己，世界只剩自己一个人了，“我以前那么有架子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，想不通，最后就觉得自己是垃圾”。 情绪到达最低点时，惠英红吞下了安眠药自杀。醒来之后，看到家里人难过的样子，看到母亲的脸都哭变形了，惠英红反而想通了:“我有钱有房子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地位了嘛，我争取啊！”看着镜子里毫无神采的自己，惠英红决定振作起来。为此，她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报读短期课程，从英语到风水，她都去学习，还曾考到治疗情绪病的牌照，当了九个月的情绪病医师。后来，惠英红关闭了情绪病诊所，保留了美容部门。那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于是开始主动去敲门，询问有没有戏可以拍，逐渐地打开了局面。 2009年，惠英红凭借《心魔》中对儿子占有欲极强的单亲妈妈一角再度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，还未上台就已经哭成泪人。此后，她更是凭着这个角色斩获了七个影后宝座，重回巅峰。惠英红从不掩饰她的骄傲，“即使是在湾仔要饭的时候，我也是要饭的大姐头”，但经过这个低潮后，她开始会为一些机会而改变了，2011年，为了在一部电视剧中出演武则天，她不惜自降片酬。2014年，他在新导演麦浚龙的《僵尸》中出演配角，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座。2016年是惠英红从影四十周年，她又卸下一重心房，在一部温情小品《幸运是我》中出演了一位孤寡老人，爱美的她，虽然挣扎许久，最终还是接下了该角色。许多人看过之后，大呼惠英红已经预定了明年的金像奖影后之位。 惠英红说，她的母亲在五十多岁时，就已有认知障碍症状，但家人都未予重视，度过了相当不愉快的几年，如今，她希望借着部电影向母亲道歉。五十六岁的惠英红，记忆也在逐渐变弱，但她说自己从来不会害怕末日，“世界末日，都死了，怕什么”。她还记得，在拍摄《长辈》时，自己曾盲肠炎发作昏迷四小时，当时记忆就像胶片一样在脑内放映，仿佛听到了湾仔那些招呼她的声音以及父亲称赞她的话语。 尽管不害怕死亡，但惠英红的心中还是有一个解不开的结。2012年，她的哥哥惠天赐在北京去世多日才被人发现，给惠英红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“哥哥很有才，但性格很吃亏，在电影圈比较潦倒，死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像我一样有机会重来，但他用错方法，他去减肥，拼命做运动，有一次减了30斤。但武行是有很多伤病的，这样拼命地去朝着我的方向去做，就要了他的命。所以每次来到北京，就会感到心酸。我知道我再上来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鼓舞，可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刺激。” 如今，惠英红与家人住在一起，仍然保持单身，她说年龄越大，机会越少，身边好的都结婚了，不好的，自己也不想要，“我一辈子照顾那么多人，不愿意再找个人增加自己的负担。”至于是否错过最爱终身不嫁，惠英红说:“我没怎么拍过拖，应该没有。” 对于养老问题，惠英红笑称衣食无忧，时代已然不同，还透露妹妹也没有结婚，两姐妹未来一定可以互相照顾。 明星关键词:惠英红 ,惠英红,小红姐,大红,红姨,Kara Wai | 
